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实践(下)

 

      |     陈高宏(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     《浦东时报》201777

 

2...浦东开发开放实践中战略思想的深化与发展

 

        浦东开发开放的过程是观念创新、方法创新、制度创新的过程。开发建设的每一个进展,都是解放思想、实践创新的结果。只有围绕浦东开发开放这个中心,寻找解决开发建设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新方法,提出加快浦东开发建设步伐的新举措,才能形成推进浦东开发建设的新思路,从而落实、细化、深化乃至于发展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思想。

        回顾浦东开发开放战略的实施过程,可以看出其在以下八个方面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

        第一,在战略发展定位上,坚持立足国家大局,承担振兴上海这一国家战略的使命,不断丰富国家战略的内涵。

        在浦东开发开放之初,市委即提出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十六字指导方针,这就是说,浦东开发的定位,不在于浦东本身,而在于整个上海的发展,进而带动、服务于全国面向世界的发展。落实这十六字方针的浦东新区,应当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城区市委的十六字战略方针,完全符合中央的意图。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浦东开发“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发展定位;市委又及时在1993年组织迈向21世纪的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立足全国发展大局自我加压,进一步提出“上海要领先一步,浦东要更先一步”的要求;1996年国务院进一步明确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任务,把经济、金融、贸易“三个中心”拓展为“四个中心”;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在浦东新区率先进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成立;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工作时,明确要求上海要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很显然,浦东新区在实践中已成为上海承担上述不断拓展的国家战略使命的核心功能区。这种功能定位又逐步清晰化地表述为:上海要做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而浦东则是排头兵中的排头兵、先行者中的先行者

        因此,浦东开发开放战略与时俱进的持久生命力,首先就在于争创一流、追求卓越、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战略定位。上述发展定位在实践中体现为规划的高起点、产业的高起点和发展的高起点,又进一步落实为规划先行”“东西联动基础设施先行、金融贸易先行和高新技术先行的思路。

        按照落实十六字方针规划先行的开发思路,浦东分门别类地制定了基础规划、产业规划、社会规划特别是城市形态和功能区规划,并在全社会强化规划意识,树立规划权威,坚持以高标准、系统化的规划指导高起点开发。这一方面保证了开发的有序性、持续性和优质性;另一方面也创造了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对投资者产生了强烈吸引力,很多投资者就是因为看中高水准的规划,下决心在浦东投资的。

        按照东西联动一体发展的思路,浦东开发开放承担着振兴上海的使命,既要依托老城开发新区,又要通过新区开发带动老城改造。也就是说,浦东的开发开放是以整个上海的城市基础和综合实力为依托并服务于上海整体发展战略的,浦东新区的道路交通、城区形态、功能布局等,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的。1990年年底,朱镕基在调研时得悉陆家嘴地区为棚户区连片、人口高度密集时,曾反复思考金融贸易区放在陆家嘴,还是放到人口相对稀少的花木地区?最后还是下决心放在陆家嘴地区。他说,经济发展是顺着现有中心延伸的,没有外滩就不会有金融贸易区,不会有浦江两岸的中央商务区。如果放到其他地区去,就会切断与浦西的联系,就会丧失浦西老基地的基础,预期的功能定位也许就会丧失。这表明对浦东开发高起点、高标准的东西联动的定位,是经过深思熟虑并在实践当中不断深化日益坚定的。

        按照基础设施、金融贸易及高新技术先行的思路,浦东高标准地建设了航空港、深水港、信息港等面向21世纪的一流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在产业、项目和投资者的选择上,也坚持了较高的标准。越过劳动密集型、“三来一补”型产业,直接发展技术资金密集型的制造业和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与产业导向和环保要求不符的企业被挡在门外,从而实现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现代化。没有基础设施上的高标准、产业上的高层次,浦东开发开放就难以发挥出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上海就难以发挥出经济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功能。

        第二,在战略突破选择上,坚持以要素市场体系和专业服务体系为突破,对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进行了积极探索。

        在开发实践中,注重培育市场主体、完善市场环境、强化市场配置,不断突破发展的瓶颈,不断增强市场活力,在制度层面创造新的比较优势。

        一是浦东率先实现了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化,特别是积极探索市场化、多元化融资方式,形成了土地空转、批租实转、成片规划、滚动开发的新模式,加快了土地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据2000年统计,在浦东开发以来1000多亿元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占32%,银行贷款占28%,企业自筹占30%,中央、市和新区,三级政府财力占10%。浦东开发在实践中探索的另一创新举措,是实施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率先建立了以市场为主导的就业安置机制。

        二是通过改革国有企业,引进和培育一批两外一非公企业等措施,在市场竞争中促进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不仅进入浦东的外商独资企业和内联企业基本做到产权清晰、自主经营,而且在新区国有资产总额80%以上的各大开发公司在90年代也基本做到了股份制企业法人财产权、股权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以新型的公司组织机构形式为基础,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迈出了企业改制的实质性步伐。

        三是大力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建成由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构成的大市场体系。凭借着金融证券、保险保理、商贸流通、交通通讯、会展旅游、信息咨询以及技术研发交易等市场中介和服务功能,推动上海再度成为国内外资金的重要营运中心、商品物资的重要集散地和重要的技术交易平台与信息枢纽。

        四是贯彻法规先行的开发思路,形成较为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经济运作环境和良好的稳定的投资环境。截至1999年底,上海市人大和市政府已在浦东新区先后颁布了《外高桥保税区条例》《外商投资企业清算条例》等20余项有关法律和法规,浦东新区也在规划管理、土地管理、项目审批、征地安置、外来人口管理等方面制定26个暂行规定和办法,发布了保护知识产权的“白皮书”,成立了知识产权保护法庭和法律援助中心,引进并建立了一批国际律师事务所、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公证事务所等法律保障机构,建立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等,使市场经济运行有章有序地进行,受到新区中外资企业的普遍欢迎。

        正是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创新上的先行先试,使得浦东开发开放顺利实现了由主要依靠特殊政策形成的政策优势向主要依靠制度创新形成的体制优势的转变,从而在国家区域倾斜政策逐步调整的背景下,保持了持续多年的发展动力。

        第三,在战略区域管理上,积极探索小政府与强政府并行的管理模式,努力构建新型的政企、政社关系。

        上海曾经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最为典型的特大型城市,政府的力量和作用一直较为强大,在这种背景下,能否顺利实现向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转变,既充分发挥政府在规划、管理和保障方面强有力的主导作用,确保大规模快速度的开发建设规范有序地推进,同时又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发挥资源的最佳效益,就成为摆在浦东开发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浦东开发实践的最大长处,在于既区分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又努力实现政府和市场功能的有效结合。从开发的目标与功能定位、开发的产业结构安排到重点开发区的规划、重大项目引进的决策等,都体现了强烈的政府推动色彩。另一方面,市委在浦东新区的区域管理上采取了大力度的改革创新措施,坚决把政府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事务交给市场和社会去办,按照精简、整合、高效的原则,在浦东新区探索建立新型的管理格局,政府不直接管理企业,不设行业管理局,职能部门实行大系统整合。浦东新区成立时,只有10个委办局、800名机关编制,和兄弟区县相比,机构减少了2/3,人员减少了1/3。2000年新区建政,成立了四套班子,仍然保持了精干的政府架构。当然,经过这些年的变化,浦东新区的政府机构和人数均有扩充,但从管理的区域面积、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来看,还是属于较为精简的。

        在精简机构的同时,按照减、放、转的思路,调整政府职能。减,就是精简审批权限,在微观层面减少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使企业成为市场运作主体。放,就是将许多事务性、辅助性、技术性工作交给中介机构去做,将决策和具体执行分离开来。转,就是把一些不适宜再由政府部门管的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转变职能。近年来,减、放、转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为放、管、服使政府集中力量驾驭全局,发挥好对大规模开发建设的主导作用,对市场和社会运行的监督作用,同时为企业和社会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浦东新区在内外资项目审批上的“一门式服务,一口式收费”很快在全市、全国被复制推广。

        上述改革措施促进形成了新型的政企、政社关系。在政企关系方面,由于政府不设置传统模式下的行业产业主管局,分离了政府与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使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基本上解决了产权问题和经营自主权问题。在政社关系方面,浦东在全国率先通过“罗山市民会馆”“浦东公益服务园”等,探索社会组织的发育,通过社工、社区和社会组织的互动,探索基层社区的自治和共治的新型治理模式,如浦东市民中心面向社会、社区的社工服务,已拓展到26个领域。

        第四,在战略实施路径上,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通过内外双向开放从体制外打开缺口、做大增量,激活体制内能量。

        上海作为一个有着150多年开埠历史和鲜明海派文化特色的沿海特大型城市,正好处于对内对外两个扇面双向辐射的聚焦点上,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对外封闭之后,以浦东高起点、高强度、宽领域、全方位的开放姿态,重新融入国际国内的双向循环。实践证明,通过浦东开发开放,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一方面促进上海借鉴国际经济运行规则,集聚世界经济精华,提高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能力;另一方面促进上海在全国的支持下加快发展,在优化区域经济格局中拓展功能,在服务全国的国家战略中发挥作用。对外开放成为上海改造振兴的必由之路。

        在实践中,一是通过开放倒逼改革。上海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大多是通过与浦东引进的外资企业合资合作的契机完成的;浦东新区市场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方法,大多是在适应国际通行规则引进外资企业的互动当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

        二是通过开放促进区域开发和企业壮大。浦东开发的资金来源中,外商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占很大比重。截至2001年8月,浦东新区已累计吸引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投资项目7192个,吸纳外商投资总额369.77亿美元;这对浦东开发的进展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起来,一批在浦东创业的企业已经在国际资本市场成功上市。

        三是通过开放提升产业结构。浦东工业升级的高度化趋势,主要是由国际投资推动的。据统计,在浦东开发启动之后的短短5年之中,浦东高新技术产业就集中了来自约150家著名跨国公司的投资,制造业项目90%以上属于世界先进水平。也是由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资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的大力引进,金融贸易、会展旅游、房地产、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成为外资外商投资的热点,因而改变了浦东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在浦东产业结构的比重已经由1990年的20%,上升到2008年的57%、2016年的75%。

        浦东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积极扩大对内开放,在打好世界牌的同时,注意打好长江牌、中华牌。首先是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积极发挥要素市场的集聚和辐射作用,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中央各部委和兄弟省市的企业,共同参与浦东开发。实际上,浦东开发开放启动最初,是内资项目率先进入带动了商气和人气。到1994年末,浦东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资金累计约100亿美元,而同期来自国内投资的内联项目金额,约为300多亿元;陆家嘴已经开工和确定投资的100幢楼,有70%是国内投资的。其次,按照延伸周边、辐射苏浙、服务全国的要求,建设浦东航空港深水港和信息港,建设城市高速公路网和轨道交通网,密切浦东新区与周边区县及长江三角洲的联系,同时推动浦东成为国外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进军的基地,成为各类要素向中西部地区集聚和辐射的枢纽,利用信息、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为中西部地区提供开发建设、规划管理、企业重组、结构调整、科技教育、经济信息等多方面的综合服务。

        第五,在战略推进步骤上,坚持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确立了缩短战线、扩大战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开发一片、建成一片的滚动推进思路。

        一方面,浦东开发开放作为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必须抓住每个阶段对全局有重大影响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环节,明确有限目标,突出工作重点,逐步推出亮点。另一方面,浦东新区在开发开放之前,城市基础设施相当薄弱,如果分散投资,战线过长,必然导致经济效益低、投资周期长的粗放型开发,因此,必须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充分利用原有的基础,先重点开发地理位置较好的地段,带来较好的先发效应和土地增值效应。

        在推进基础开发过程中,市委市政府先是集中全市的人力物力,以“两桥一路带三区”工程在浦东沿黄浦江中央地段率先出形象、出效益。在重点开发区建设过程中,坚持开发一片、建成一片、投产一片、收效一片的滚动开发。考虑到浦东开发初期,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一时难以形成规模,需要大的工业项目拉动形成气势,因而在“八五”期间,重点推进金桥开发区的开发,获得了中外瞩目的先发效应。紧接着外高桥保税区封关运行、陆家嘴中心城区楼宇林立的壮观景色,连续不断收获浦东开发的阶段性成果。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后,在区域开发中,重点抓一道三区集中两年时间全线打通世纪大道,带动了陆家嘴金融中心区、竹园商贸区、花木行政文化区的形象和功能开发;在基础开发上,重点抓一线三港即地铁2号线和浦东国际航空港、外高桥港区、信息港的建设;在功能开发上,重点抓一高三大即集中引进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大银行、大市场、大项目,形成辐射各地的产业优势;在高新技术产业化上,重点抓一江三桥即构筑以ope体育客户端官方下载高科技园区为龙头,串联金桥开发区、外高桥保税区和孙桥现代农业开发区的高新技术产业走廊,积极推进生物工程和医药、电子计算机、通信、光机电一体化、现代农业设施等高科技产业化。

        2000年之后,以APEC会议、世博会、综合配套改革、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建设为重点,带动了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战略的整体推进。

        实践证明,集中兵力、缩短战线、扩大战果的战略方针,是对科学方法论的准确把握。只有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坚持量力而行与尽力而为的统一,才能把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很好地结合起来,积小胜为大胜,环环相扣地实现浦东开发开放的阶段性分目标,使浦东开发开放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激励士气、集聚人气,从而朝着跨世纪发展的总目标不断推进。

        第六,在战略人才支撑上,坚持把人作为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广泛吸纳世界各国人才和最新的文明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强调两个难得,一个是机遇难得,一个是人才难得。抓住机遇、发展经济,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和人才,就无法真正抓住机遇,也无法用好机遇。实施浦东开发开放战略,关键要细化落实为人才战略,把人才资源开发纳入到浦东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系统大循环中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公务员队伍,造就一支善经营会管理的管理人员队伍,培养一支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

        开发开放之初,针对浦东大规模开发建设对干部的需求,市委从全市各方面迅速调集了一批优秀人才,集中相当一批智力资源,高密度的投入,给浦东开发开放的迅速启动提供了人才保障。与此同时,面向全国打破地域、身份和行业的限制,公开选拔和多渠道地引进了一大批国内优秀人才,特别是规划、建设、经济、法律等与新区主导产业相关度较高的各类专业人才。结合招商引资,又引进一大批境外人才、留学回国人才,把引资与引智结合起来,在城市规划设计、要素市场建设、开发区域管理营运等方面,大胆引进海外智力、借鉴国际经验,不断提高外商投资中的技术人才含量,比如,中芯国际一家企业就有技术人员6000人,展讯通信一家企业就有研发人员1280人。据统计,浦东人才资源总量从1990年的6万人增加到了2000年的28万人,2013年已超过百万人。

        配合人才的集聚和开发,浦东新区制定了促进人才资源自由流动的开放性政策,建立了促进人才资源流动的中介机构和促进人才资源流动的服务保障体系,推行了人才的社会化评价认定政策和以人才工作实绩为标准的人才考核政策,营造了人才资源开发的良好环境和“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制度性地打破地域和行业部门职业的限制,引导高层次人才、紧缺人才的规模流量和合理流向,促使一大批优秀人才在流动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给予浦东新区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大项目以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在人才培养方面,注意提高全社会对人才资本的投入,形成以利益为导向的投资回报机制。探索大学科研所博士后流动站的一体化人才基地建设,强化高层次人才的内生能力,通过“浦东国际人才城”孵化、送到开发建设第一线压担子和送到高校与国外培训等办法,在浦东开发开放实践中,造就了一批熟悉国情、了解世界、善于按市场经济规则和国际惯例运作的优秀人才,与此同时,又通过多种方式向市内外输出了一批人才,使浦东的人才队伍成为一潭活水。

        第七,在战略目标统筹上,系统把握、动态平衡功能开发与形态开发,生产功能与服务功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开发区与城市化,园区建设与农村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一系列辩证关系。

        功能和形态是密不可分的。从浦东开发开放的进程来看,首先是在浦东整体战略功能设计指导之下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形态开发,然后由基础设施建设和形态开发,支撑功能开发,再由功能开发,带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和形态开发,形成良性循环。在“八五”计划期间,浦东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形态性开发,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但同时也出现了功能性开发相对滞后于形态性开发的问题。1997年前后,浦东新区土地和房产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经出现,土地开发本身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越来越高,如果没有有力的经济活动的支持,投资者将无法承受高昂的土地和房地产价格,难以吸收因土地开发所产生的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因此,市委市政府要求浦东开发出形象、出功能、出效益并举,通过功能开发来激发强有力的经济活动,依靠活跃的经济活动来进一步推动形态开发。由于一些大项目的投产,获得了较好的功能产出,推动浦东开发逐步从土地滚动的开发模式,转向税收滚动的开发模式,从而实现规模和效益之间的平衡。

        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协调把握的是生产功能开发与发展金融贸易等服务功能之间的关系。生产功能的开发是浦东前期功能开发的重点,在金桥工业园区、外高桥保税区建成了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高的工业生产项目,迅速扩大了浦东开发的国内外影响力,不仅在税基、财力上给新一轮开发以有力的支撑,而且又为现代服务业提供了需求,推动了陆家嘴和外高桥保税区金融贸易功能的开发。而金融贸易等服务业发展后,又为一批科技研发创新、生物医药以及芯片、大飞机项目的落户,创造了环境。

        生产功能和服务功能的开发,支持并且需要综合性的社会功能开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增长必须转向社会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要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就必须实现经济和社会、形态和生态、建设和管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浦东开发开放实践中体现了这种境界和追求。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坚持以人为中心实现社会经济形态的统一开发,社会事业也得到超常规发展。从1990年到2000年,经济总量年均增长21.3%,而教育事业费年均增长近45%,卫生事业费年均增长近38%,一批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的标志性项目相继建成。2002年,市级文明社区已实现全覆盖,市区两级文明小区、文明村覆盖率已达97%以上,并获得了全国第一个“国家园林城区”的称号。

        社会的全面进步,直接体现在开发区与城市化的关系以及城乡关系上。市委、市政府在学习、借鉴深圳经验的基础上,从上海的实际出发创造性提出“不搞特区搞新区、不搞经济技术开发区搞新城区”的指导思想,扭住东西联动、多功能开发这个“牛鼻子”,自觉地立足全市统筹新区城市开发的规划控制,在城市布局上使产业园区、保税区、空港、海港以及现代城乡居住区形成“多心组团”有分有合,不再走城市“摊大饼”扩张的老路,避免了破坏性建设造成的返工及浪费,较好地发挥了浦东开发开放的辐射带动效应,也为此后重点开发区与城市化的衔接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浦东开发开放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农村逐步城市化的过程,因此必须保持乡村与城市的同步发展,必须树立城乡统筹、惜土如金、环境优先的理念,加速农村地区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和素质。

        第八,在战略组织领导上,坚持以一流党建促一流开发,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努力提高党的领导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党的建设历来是事关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特别是在浦东大规模高强度快速度的开发建设中,在区域的大开放、社会的大转型、体制的大转轨、人员的大流动、观念的大碰撞过程中,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尤为重要。

        1993年新区党工委成立伊始,就明确提出了以一流党建促一流开发的指导思想。针对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的实际,新区党工委及时提出了占领制高点、拓展增长点、强化立足点的党建思路。占领制高点,就是认真研究机关、学校、新闻媒体、知识人才密集领域加强党的建设;拓展增长点,就是大力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在经济增长的新领域加强党的建设;强化立足点,就是巩固党的城乡社区和国有集体企业等基层单位的阵地,通过支部建在楼宇、项目、流水线等方式,夯实基层基础。在工作网络上,完善归口管理、属地管理、委托管理、挂靠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做到“开发建设到哪里,党的工作就开展到哪里”,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社区党建组织网络,不断完善区域性大党建格局。

        浦东大规模的开发建设过程,也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凸显过程。能否保持社会稳定,是一大政治考验。浦东开发开放以来,10万余户城市居民动迁、40万农民离开土地、40万浦西居民迁入浦东、200多万外来人口来到浦东,在如此剧烈的社会变动下,浦东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基本稳定,这的确是一个奇迹。奇迹的产生,首先就是因为浦东始终坚持“开发到哪里,党的组织领导就到哪里”,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为开发建设提供了政治保证。例如陆家嘴中心绿地几千户人家的动迁、浦东高尔夫球场征地安置改革试点工作等,都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由机关干部一家一户上门动员做群众工作稳妥解决的。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也是浦东开发开放的特色所在。党中央国务院特别赋予浦东新区先行先试的事权和法规政策资源,强有力地保障了浦东开发开放的超常规发展和有效的社会治理。国务院部委深入指导、全力支持,全国上下、各省市支援和参与浦东开发建设。从1990年国务院出台有关减免三资企业所得税、关税等开发浦东的10项政策,1992年国务院给予浦东新区扩大五类项目审批权限、增加五个方面资金筹措渠道,1995年国家又出台外地外贸子公司等各项功能性政策,到“省部楼宇”建设,再到综合配套改革试点、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自贸试验区、ope体育客户端官方下载科学城建设,浦东开发开放的每一步进展,都离不开国家的强有力支撑。

        作为浦东开发开放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上海市委、市政府把浦东开发开放与加快振兴上海这座特大型中心城市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起来,全力以赴,全市聚焦,表现出很强的政治号召力与资源整合力。一是开发力量聚焦,从全国招聘、全市抽调大批业务骨干和领导人才,充实浦东开发一线力量,组织全市各兄弟区县积极支持参与浦东开发开放;二是重点工程聚焦,连续多年把“头号工程”放在浦东,组织实施两轮基础设施建设“十大工程”;三是大项目、大市场聚焦,大企业、大机构东迁;四是重大战略聚焦,先后聚焦陆家嘴金融、ope体育客户端官方下载高科技、三林世博园区、空港与深水港、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显示了强有力的组织能力。

        党的领导更直接体现在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与经受反腐倡廉考验面前。截至2007年,全社会投入7000多亿元建设资金,这么大的资金流,如何保证党员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浦东新区一方面花大力气抓党政机关的思想作风养成教育,大力弘扬以“争创一流的意识、建功立业的抱负、忘我工作的境界、廉洁自律的情操、海纳百川的胸襟”为主旋律的浦东精神,在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中养成奋发进取、公正廉洁、优质高效的好作风;另一方面,抓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作为重点,设置“高压线”、划出“警戒线”,用制度管人管事,使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党政干部,耐得住艰苦,抗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

        事业成败,关键在人。浦东区委始终抓住干部队伍建设这个关键,随着浦东开发战略的深化和实践的展开,与时俱进地对浦东精神进行新的概括和提炼,努力形成只争朝夕,勇立潮头,崇尚科学,开放包容迎难而上、敢于担当,勇于创新、注重协同,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强大的精神氛围,始终保持敢为人先、敢闯敢试、攻坚破难、奋发有为的蓬勃激情。

        综观浦东开发开放20余年的历程及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态势,可以看到,90年代初启动的浦东开发开放,在空间上正好处于我国改革开放战略布局,由南到北、由东到西展开的地域交汇点上;在时间上正好处于我国由80年代初的打开国门,到世纪之交的西部大开发,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关节点上,因而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浦东开发开放战略的指向,不仅是建设一个新城,更是在探索一条新路,这就是在借鉴南方经济特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杀出一条血路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努力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特大型城市发展振兴之路,从而有力地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经过20余年的艰苦奋斗、艰辛开拓,在规模总量、发展质量和辐射能量这三个方面都交出了出色答卷。波澜壮阔的实践表明,浦东开发开放战略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

        本文参考材料

        1、《国务院给浦东新增五项优惠政策》,载《解放日报》1992年3月11日。

        2、黄奇帆:见《口述上海—浦东开发开放》(p42)。

        3、《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九个法规文件》,载《解放日报》1990年9月11日。

        4、《上海推出浦东开发三项新政策》,载《解放日报》1991年9月19日。

        5、总体规划目标是:按照“面向21世纪,面向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战略思想,借鉴国内外新区开发的经验,设想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浦东新区建设成为有合理的发展布局结构、先进的综合交通网络、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现代的信息系统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的现代化新区。通过新区开发,带动浦西的改造和发展,恢复和再造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为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奠定基础。

        6、《开发和开放浦东前景十分光明》,载《文汇报》1990年4月22日。

        7、参见《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及沙麟:《难忘从事浦东开发开放的激情澎湃岁月》,载《口述上海——浦东开发开放》。

        8、组织领导机构有关资料均见《浦东开发开放二十周年大事记》。

        9、《迎接新五年,再创新辉煌》,载《解放日报》1995年4月18日。

        10、资金空转、批租实转:先由市财政局按土地出让价格开出支票给开发公司,作为政府对企业的资本投入并由工商局验证;开发公司再将支票背书付给市土地局签定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合同,并同样经工商局验证;市土地局出让土地使用权以后,从开发公司所得到的背书支票再全部上交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将土地收入的4‰归中央,上交给国家财政。这样财政投入只是一纸拨款凭证,空转了一圈又回到财政,所以是地道的空转;而土地则是实实在在地到了开发公司手里,这是实转。

        11、潘阿虎、周嘉俊:《浦东之路》(p135,p52)。

        12、潘阿虎、周嘉俊:《浦东之路》(p75)。

        13、《中央给予浦东新的功能性政策》,载《解放日报》1995年9月13日;《中央赋予新的政策,浦东新区如虎添翼》,载《文汇报》1995年9月19日。

        14、浦东新区党工委:《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走出浦东开发创新之路》,载《浦东开发开放十年》(p234)。

        15、黄菊:《把浦东开发开放搞得更好更扎实》,《在协调中发展》(p291-306),参见《浦东新区年鉴》。

        16、参见黄菊:《把浦东开发开放搞得更好更扎实》,《在协调中发展》(p291-306)与《浦东新区年鉴》。

        17、参见黄菊:《把浦东开发开放搞得更好更扎实》,《在协调中发展》(p291-306)与《浦东新区年鉴》。

        18、《浦东年鉴》。

        19、周禹鹏:《回顾思源,展望思进,谱写新世纪浦东开发开放新篇章》,载《浦东开发开放十年》;《浦东年鉴》。

        20、黄菊:《把浦东开发开放搞得更好更扎实》,《在协调中发展》(p291-306)。

        21、《“财富”全球论坛在沪开幕》,载《解放日报》1999年9月28日。

        22、《浦东开发开放二十年大事记》。

        23、《浦东年鉴》。

        24、《浦东统计手册》。

        25、三港三区:浦东新区沿海依次布局的外高桥港、浦东国际机场空港、洋山港,外高桥保税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

        26、《浦东年鉴》。

        27、“列车工程”系关于浦东新区各开发区带动周边乡镇共同发展的计划措施的形象化说法。

        28、《浦东年鉴》。

        29、新华社:《习近平对上海自贸区建设做出重要指示》,载《浦东时报》2017年1月3日;翁祖亮:《在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第四次党代会上的报告》,载《浦东时报》2017年1月19日;杭迎伟:《浦东新区政府工作报告》,载《浦东时报》2017年1月10日。

        30、杭迎伟:《浦东新区政府工作报告》,载《浦东时报》2017年1月10日。

        31、《浦东统计手册》。

        32、杭迎伟:《浦东新区政府工作报告》,载《浦东时报》2017年1月10日;《浦东年鉴》。

        33、朱镕基:1991年上海市委五届十一次全会报告。

        34、孙建平:《关于<上海市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条例(草案)>的说明》,载《上海人大网》2016年8月5日。

        35、《浦东开发开放二十年大事记》。

        36、《浦东年鉴》。

        37、王安德:《口述上海——浦东开发开放》(p150);潘阿虎、周嘉俊:《浦东之路》(p136)。

        38、浦东新区党工委:《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走出浦东开发创新之路》,载《浦东开发开放十年》。

        39、段慧霞:《政社合作,刚柔并济》,载《口述上海——浦东开发开放》(p249)。

         40、中新社:《外资外贸成为浦东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载《中国新闻网》2001年9月20日。

        41、黄菊:《把浦东开发开放搞得更好更扎实》,《在协调中发展》(p296);《浦东年鉴》。

        42、《浦东统计手册》。

        43、《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省市,参与浦东开发可获八个优先》,载《解放日报》1992年7月7日。

        44、张幼文:《浦东开发与国际投资》。

        45、王安德:见《口述上海——浦东开发开放》(p154)。

        46、张杰:《浦东海外人才招聘始末》,载《口述上海—浦东开发开放》(p189)。

        47、王新奎:《浦东开发开放的历史性机遇期及其挑战》,见《创造辉煌》(p17)。

        48、周禹鹏:《回顾思源,展望思进,谱写新世纪浦东开发开放新篇章》,载《浦东开发开放十年》。

        49、江泽民:《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上会的讲话》1988年5月2日。

        50、陈高宏:《在实践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

        51、《浦东年鉴》。

        52、姜樑:《在浦东开发开放二十周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载《上海金融报》2010年4月16日。


分享到: 

本院资讯-列表详情,中国平台经济网,

本院资讯-列表详情-中国平台经济网

本院资讯-列表详情,中国平台经济网